中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节日
“中国业余无线电节”

 

2002年5月5日是一个全中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是我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抗日战争中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创立的节日,也是联结我国两岸四地的中国网络“Bravo Net”开通9周年的日子。今年又是很多老一辈业余无线电家首次设台55周年、我国业余无线电界首次登上国际无线电舞台、我国个人业余电台恢复开放十周年。

二十年代,中国刚刚摆脱封建帝制统治,西方的科技开始传入中国。上海洋行有一位叫朱让之的年青雇员,从外国职员那里学到了有关业余无线电的知识,便身体力行,不但自己刻苦钻研,而且一直呼吁民国政府支持业余无线电活动,直到解放前夕病逝。

象朱让之这样怀着“以科学报效祖国”的理想的热血青年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群体,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北京等沿海城市。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自己制作无线电收发报机,互相联络、交流心得,还出版了业余无线电杂志,成为中国掌握无线电技术的先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日部队急切需要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组织成“战事服务团”,投入抗日的烽火。由于日寇侵占了东部沿海省份,并将铁蹄不断深入内地,交通阻隔。

为了冲破前后方之间的壕沟,抒发爱国情怀,北平、天津、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于1938年5月5日通过自己的业余电台召开“空中”大会,显示民族团结的精神。从此,5月5日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当作“中国业余无线电节”,此后很长时间中,每年都通过电波进行隆重的空中纪念活动。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参加了制订世界无线电规则的重要会议,即1946年莫斯科中、苏、美、英四强电信会议,以及1947年世界78个国家在美国大西洋城召开的世界无线电管理大会。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跻身于世界无线电管理实事务。我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这次显示中国无线电实力的工作中展现了积极的作用,莫斯科会议中国五人代表团中有三人是“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会员,出席大西洋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有一人是“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会长,并努力使中国第一次加入了“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树立了中国人在国际业余无线电界的积极形象。

三、四十年的我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为创建民族无线电工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例如,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苏祖国、苏祖圭两兄弟30年代在上海创建的“亚美无线电公司”,成为我国最早生产各种无线电零件的工厂之一,质量上乘,至今我们还可以在一些革命历史遗迹所保存的我党、我军早期的无线电台中找到“亚美”的产品。日军入侵后,大量日本造劣质无线电收音机输入中国,“亚美”为填补中国自己不能制造电子管的空白,在简陋条件下打出了“亚美旁特”的中国品牌国电子管。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制造的国货,为用抵制日货、振奋国民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事实上,我国的早期民族无线电工业多数出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之手。他们创建的“亚美”、“中雍”等等无线电工厂在解放后成为新中国无线电工业的基础,有些工厂一直延续到今天。

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这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为在我国普及无线电技术作出了杰出贡献。从三十年代起,他们出版了《中国无线电》、《实用无线电》、《业余无线电》等多种业余无线电杂志。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就可以从主人公李白的桌上找到它们的踪影。这些杂志不但教授无线电技术初阶,并且不断把世界最新技术展现在中国大众眼前,四十年代的杂志中就已经有很多关于超高频通信、雷达、寻呼、激光(死光)等的报道,在当时这些是相当尖端的技术。苏氏两兄弟还发明了无线电示教板,这种生动的普及工具一直被应用到今天。三、四十年代国内出版发行的很多无线电书籍,几乎都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编写的。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无线电技术。他们的血汗换来了成功的欢乐,通过亲手制作的简陋收发信机和海外的同行谈笑风生,有些人还终于攀登到了技术的前沿。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孟昭英发明了花生式电子管,为中国人登上世界无线电重要发明的殿堂打开了大门。后来孟昭英成为清华大学著名的无线电教授,解放后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革命历史上也留下了光荣的一页。红军第一部电台的操作员就是在上海受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培训的。

到解放前夕为止,我国约有四百部业余电台,外围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人数更多。其中不乏一些名人。例如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就是天津辅仁业余无线电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又如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先生,大家可以从周先生近作《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读到,他就是一名谦诚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公子齐良臣也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靠业余自学,物质条件一般比较简陋,一切都需要自己精心运筹,因而也就能锻练出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兼顾理论与实践的全面能力,不论他们的本职是什么,都能从业余无线电活动中得益。解放后,这批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中的很多人成为了新中国通信、广播、电子事业的骨干。就拿目前还健康居住在北京的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为例,冯国璋成了抗美援朝前线的雷达专家;许道通和罗桂生克服西方封锁、缺乏资料的困难,为新华社研制出当时最大功率的发射机;王传善成为我国最早的航天技术专家之一;钱皋韵成为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工程院院士,张家琪、刘淳、徐树滋……等等,无一不是广播、电视、通信、电子行业的骨干。

60年代初,在我党、我军老一代领导人贺龙、王铮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国人民无线电俱乐部”。并先后在北京、长春、西安、长沙、成都试点设立了几部集体业余电台,但是即使这些官办的业余电台,也没有在“文革”中逃脱受到怀疑打击的厄运。

但是,面对不被理解、甚至受到不公正待遇,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当年“科学救国”的拳拳爱国心始终没有动摇,他们对业余无线电事业的一片热爱之心反而更加坚定。早在50年代,周海婴先生就勇敢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应该恢复开放业余电台,提倡业余无线电活动。但是,社会对“业余无线电”的曲解实在太深了,一些人提到“电台”就不寒而栗。

随着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国外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促进,80年代国家体委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开始在一些大城市的体委、学校、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单位建立集体业余电台。但是在民间开放个人业余电台,在很长时间内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为此,老一代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不断强烈呼吁全面恢复开放业余无线电活动。

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呼声终于得到了有关领导人的关注。1992年3月16日,电子工业部原副部长孙俊人召集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座谈,国家体委、邮电部、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总参通信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向领导们简单汇报了几十年的经历,以大量事实阐述了业余无线电活动对我国发展技术、培养人才所起的积极作用,再次呼吁重视全面开放业余无线电活动。各有关部门的代表当即一致表示,支持建议国家恢复开放个人业余无线电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无委主任的朱熔基收到国家体委的请示和座谈会的纪要后,立即批准了恢复开放业余电台。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部门把发展业余无线电活动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制订了相关的管理法规,保证了个人业余无线电台活动的合法地位,也使得活动有法可循、健康开展。

1992年12月,北京、上海、广州22名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获准首批恢复自己的个人业余电台。沉默了几十年的中国民间业余电台的电波终于再一次冲上了天空。

1993年5月5日,海峡两岸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又一次通过空中电波欢聚一堂,跨过遥远的时空,一起恢复中断四十五年之久的“中国业余无线电节”纪念活动,两岸的媒体都进行了报导。从这一天起,两岸的老一代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以极大的热情维持着一个连接全国两岸四地同胞的“中国网络(Bravo Net)”,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着它。去年国家体育总局下发新的“业余电台操作证书等级标准”后,更多的年青一代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也加入了这个网络。每天早晨北京时间8:00整,你都可以在14.180MHz听到Bravo Net上的亲切交谈。

让我们纪念这个节日,回顾历史,面向未来,群策群力,跨越历史留下的鸿沟,让中国的业余无线电以强者的形象跻身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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